一方面用工成本降幅不大，另一方面物流成本还在上升，同时“母鸡带小鸡”模式在实际中的情况并不理想，低端制造企业开始转向周边国家。
  成本“洼地”不及预期
  低端制造难以容身
  从深圳北坐高铁向北行驶两个小时，在湖南的郴州西站下车，再打车向东走大约半个小时，便来到了位于郴州城区东部的出口加工区。在烈日的暴晒下，建筑工程机械依然轰鸣，工人们正在建造用来承接产业转移的标准厂房。根据规划，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填满”工厂。
  湖南格瑞普新能源有限公司从去年初开始从深圳逐步往郴州转移。公司主要产品镍氢动力电池、锂聚合物动力电池的产能规模在行业内排名前三。公司董事长在郴州市于东莞举办的招商会上认识了当时的市长，并被优惠条件所打动。公司比较讳言所获得的政策优惠，但据郴州市商务局投资联络科科长欧阳国介绍，为了引进好的项目，政府可以一事一议，在土地、税收等方面提供非常优厚的条件。比如，对新引进的国内500强生产型企业，自投产年度起，企业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在3年内全额奖励给企业。
  除了看中郴州提供的优惠条件，格瑞普新能源还有着自己的小算盘：郴州地处湖南，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招工更为方便，有利于降低成本；未来郴州出口加工区发展逐渐成熟后，广东大量的电子企业会搬迁到这里，将有利于拓展下游市场。
  从公司在郴州的实际经营情况看，生产成本确实有所降低：厂房的租金在深圳是14-14.5元/平方米，在郴州使用自己的土地，因此不用交租金；水价在深圳是4.5-4.6元/吨，在郴州是2.8-3元/吨；工人的工资在深圳为2500元/月，在郴州为2000元/月。
  数据显示的低成本效应十分可观，不过，在格瑞普新能源看来，成本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公司人事行政主管高政斌说：“搬迁以后，由于招工比较困难，只能放宽年龄要求。工人的年龄偏大、素质偏低，有的以前在家种地，都没有进过工厂，来了以后不适应公司条条框框的约束，生产效率下降。综合生产成本下降只有20%左右。”
  “一般情况下，年龄在18-35岁的工人劳动效率更高，这部分工人在深圳工厂的占比是70%以上，在郴州工厂只有40%。”高政斌分析，“工人的一些福利也比深圳更好，如在深圳不包吃住，但这里要管；‘五险’的基数比深圳高，在深圳可以按最低工资去缴‘五险’，这里必须按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缴纳；工伤保险的费率也更高。”
  与格瑞普新能源同处郴州出口加工区的炬神电子有限公司同样面临用工成本下降不及预期的问题。该公司为台资企业，主要产品涵盖机顶盒电源、LED电源、适配器等三大类，市场占有率居行业前列。去年9月，公司与郴州签订投资协议后，迅速将总部和生产基地从深圳往郴州搬迁，当年12月便投入试生产。
  深圳出现的招工难问题是炬神电子选择搬迁的主要原因，但搬迁之后的用工问题依然令公司头疼。公司行政经理周念说：“除了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生产效率下降，工人频繁跳槽也影响生产。只要其它哪个地方涨工资，工人马上就会流动，这部分不稳定的工人大概占10%。工人人数规划是1500，但现在只有1200多，主要就是因为员工流动，因此公司要经常招聘和培训员工。”
  一方面用工成本降幅不大，另一方面物流成本还在上升。格瑞普新能源绝大部分产品直接或间接销往国际市场，产品出口率达

80%以上，主要市场在欧美国家。因此，公司产品要到深圳通关，物流成本是上升的；在湖南通关成本更高，因为货物要拉到长沙中转，时间拉长5天左右。
  作为郴州市政协委员的周念曾在“两会”期间建议政府帮助企业解决物流问题。炬神电子的原材料主要从珠三角采购，产品还要运到珠三角再分发到全国各地。“面临类似情况的电子企业还有好几家，物流完全可以统一做，但需要政府出面协调。公司现在自己做物流，要养两台车，每天为此付出的成本达7000元。”
  与物流成本上升相关的是产业配套不完善。高政斌表示，下游企业没有搬过来，本地市场没有打开。公司在湖南的工厂主要做镍氢电池，规划新增就业岗位5000多个，但现在工人只有1300人，主要是因为锂电池项目还在深圳，镍氢项目还有三分之一在深圳。园区要建设的富士产业园要引进顺德那里的一大批小家电企业，但产业园规划的建设期就有三年。
  在周念看来，产业转移理论中的“母鸡带小鸡”模式在实际中的情况并不理想。电子行业是园区定位的重点之一，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应引进一些基础配套，比如PCB、电容等产品是每一家电子企业都会用到的。配套企业并没有一起搬过来，主要是因为政策优惠条件没有吸引力。但随着引进项目的增多，园区能够提供的政策优惠将越来越少。
  “格瑞普们”在为搬迁后的生产经营环境感到不满的同时，一些沿海企业正在将工厂搬向用工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7月18日，业界传出运动服装品牌阿迪达斯决定关闭其在华的最后一家直属工厂位于苏州工业园的全资子公司的消息。阿迪达斯公司的缅甸工厂工人月薪130美元，而苏州工厂人均月工资不低于3000元人民币。Clarks、K-Swiss、Bakers等国际鞋业巨头则已纷纷增设在越南、印尼的生产线。
  日益上升的用工成本正在压缩企业在国内转移的空间，对劳动力成本十分敏感的低端制造企业开始越来越多从中国转向周边国家。ChinaBriefing的调查显示，中国最低工资约为印度的二至三倍，是亚洲国家第三高，仅次于马来西亚和泰国。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中国的最低工资将翻倍。
  专家认为，地区之间的劳动力价格差异并不大，企业在国内寻求廉价劳动力已十分困难。预计从明年开始，中国就会迎来劳动力供给从充足到紧张的拐点，劳动力价格将呈现刚性上涨趋势。从综合要素成本看，中西部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其中的低端部分转到中西部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表示，中国3亿农村劳动力中，有2.89亿在流动，哪里工资高就去哪里，因此企业搬迁到中西部获得的劳动力价差并不大。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沿着陇海线作过考察，沿线的工资水平相差很小。预计2015年国内将迎来劳动力从净增加转向净减少的拐点，工资上涨趋势很明显。
  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罗松山表示，经济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但是人口又跟不上来，劳动力价格自然会上涨，预计明年开始劳动力供给就会出现全面紧张的状况。当然，有一部分低层次的劳动力，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低端制造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认为，中西部地区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也不愿意承接低端产业，尤其是低端的来料加工企业。
  “深圳的工厂什么时候搬过来要看未来湖南工厂的经营情况。”湖南格瑞普新能源有限公司有关人士称，长远看，在深圳的发展难以为继，公司因此下决心往湖南搬迁，但在这边建厂的效益并没有预期那么高。不少同行没有搬迁，而是选择观望。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中西部不少地区“十二五”时期发展经济倚重的一大抓手——承接产业转移正面临重重掣肘：用工成本上升、产业配套不完善、沿海地区延迟空心化、发达地区内部承接转移、低端制造企业开始转向周边国家……沿海产业大规模西迁步履渐缓。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产业转移虽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但中西部地区应走出简单复制沿海地区发展模式的思维误区，挖掘内生增长潜力，根据自己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探索合适的增长模式。沿海地区也难以承接发达国家更高端的产业，亟需突破增长瓶颈。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政策着力点应放在破除技术创新面临的障碍，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尽快形成气候。
  政策博弈“抢”制造业企业偏好就近搬迁
  格瑞普新能源往郴州转移的脚步变得迟疑起来。“当时往这里搬迁时，深圳市有关部门就进行了挽留，并许诺提供优惠政策，考虑到公司长远发展需要拓展内地市场，我们还是决定搬迁。但到底什么时候把工厂都搬到郴州，现在还不好说。”高政斌说。
  根据原先的规划，湖南格瑞普新能源项目投资3.2亿元，占地面积14.53万平方米，建成达产后每年可实现工业总产值20亿元。完成产业转移计划分两期进行：一期建年产3亿支的镍氢电池生产能力；二期建年产1.5亿安时的锂聚合物动力电池生产能力，同时建成利用废旧镍氢电池回收稀土并生产储氢合金粉的生产能力。
  如今，格瑞普新能源已经在郴州获得14.53万平方米土地，大片的土地被闲置，二期项目到底何时开建，还没有确定的时间表。“锂电池项目要两年以后才会搬过来，具体时间不确定。由于订单状况不好，搬迁的镍氢电池生产线实际产量只有规划的三分之一。下一步搬迁估计要看这里的经营状况。”高政斌说。
  格瑞普新能源的一些同行并没有搬迁，而是选择观望，除了担心搬迁后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还有来自政府部门的挽留。
  专家认为，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明朗、国内需要稳增长的背景下，沿海地区会采取一些手段留住制造业。这会使产业转移速度放缓，同时也会影响沿海地区调结构，但这是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接受国务院研究室指导的独立研究咨询机构综合开发研究院一项针对深圳的研究显示，18个行业在2006年就开始转移，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料等行业位居前列；到2011年，电子信息、金属制品、机械、建材、服装等行业的转移位居前列。转移出去的产业技术含量呈现上升态势。
  “深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一部分如服装、家具等已经转移得差不多了。产业空心化问题要引起真正的重视，不能把制造业都搬出去只剩下服务业。”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执行所长刘容欣说，“光搞服（ 加工中）